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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先生”的足迹——读《先生当年》有感           ★★★
    沿着“先生”的足迹——读《先生当年》有感
    作者:时利波   文章来源:环翠区教育教学研究培训中心   更新时间:2018-1-10 14:39:12   点击:57

    “先生”一词,是对民国时期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等的敬称,个人认为,它是诸多称呼中最亲近且大气的称呼,可以俯身,可以仰望。今天,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赏读王万春的《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跟随先生们当年行走的足迹,走近他们,走进那个时代,从而了解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了解到我们这个民族的风骨与文化传承。

    家庭教育:心怀敬畏

    “打孩子”的古风》《了不起的祖母》等小故事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当年的家庭教育。1936年,23岁的孙犁用教鞭在孩子的头上敲了两下。这个孩子是校董——一个大军阀的爱子,且为其爱妾所生。孙梨知道闯了大祸,以为要卷铺盖走人了。可第二天孩子照常来上课,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他在《尺泽集》里分析:在旧社会,即使家长是军阀的爱妾,其观念仍然是:请来的教师和请来的保姆,其目的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代,大军阀的爱子尚且“敲就敲了”,何况贫寒人家的子弟呢?胡适的母亲更是认为,小孩子要打才有规矩,教师不打孩子,孩子就要给他宠坏了;如果打了,小孩子才有规矩。

    古训云:严师出高徒。小孩子天性顽劣,需得有规矩。“戒尺”的作用就是给孩子以警戒、惩戒,让其长记性。亦如胡母所说的“小孩子打了才有规矩”,孩子犯了错误,教师予以惩戒,这是当时的古风古训,也是师道尊严最好的体现。

    “那时候,同学们的父母见了教师,第一句话一般是:某教师,我家小鬼不乖的话,你尽管替我揍他。这绝不是说说而已。”读此言,感慨颇深。我是八十年代初开始上小学的,那时的情景就是如此。我读的村小,只有2位女教师。我们上复式班,一、三年级一个班,二、四年级一个班。五年级就不在村小上了,要到邻村较大、较集中的完小读。村小虽然只有2个班,但老师是相当严厉的——威严,面容是,声调亦是。学生是相当怕老师的,是真正从心底里敬畏的怕。父母也总是叮嘱: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同时也会一再恳请老师:不听话,您就狠揍,这孩子,不长记性。诸如此类。大人们对老师的敬畏是孩子们对老师从心底里怕的真正原因。时至今日,那些曾教过我的村小老师已经年过古稀,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凭,甚至只是代课教师、民办教师,没有什么编制,但我的父辈们依然对其心存尊敬,恭敬地以老师称呼他们。

    我从不记得老师曾打过哪个孩子,反正我从未挨过打。即使老师打过哪个孩子,他大概也不会记得,因为老师不会无缘无故地打。打得对,孩子就认。即使孩子不认,家长也认。“该打”“打打长记性”,家长不会袒护自己的孩子,孩子也就慢慢长了规矩。

    今天,“打”字被冠以“体罚”之名。今天的家长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心态,老师亦不是以往的那样心无旁骛,浮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打孩子”的古风真的只是古风了!

    学校教育:立德树人

    过去的学校教育,把“做人”看得无比重要,从仪式教育中可见一斑。《中华国史档案汇编》中记录当时学校仪式分为四类:祝贺式、始业式、毕业式、各种纪念日。如祝贺式,类似今天的升旗仪式,议程有:立正、奏乐、唱国歌、校长致训词。跟今天的升旗仪式相比,多了2个环节:唱完国歌,师生要行三鞠躬;校长致辞后,还要再一次奏乐、唱国歌。始业式,师生齐集礼堂,学生向老师行一鞠躬礼,老师答礼,然后校长致训词。再如毕业式,师生齐集礼堂,学生向老师行一鞠躬礼,老师答礼,学生就座;校长依次授予毕业证,学生接证后一鞠躬,退回原位;校长和来宾致辞毕,一学生代表答谢,然后生一鞠躬,退下。在这些仪式中,鞠躬是最常见的。唱国歌而不是听国歌,鞠躬而不是肃立,无疑都是要培养学生的敬畏之心。爱国、敬师在仪式中得以最大体现。

    最让人感动的是那无名小城的无名破庙里,富于历史感和现实性的毕业仪式。每年的毕业典礼是小城生活中的大事,德高望重的老族长必定亲自来看新生的一代。典礼结束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仪式,也是个固定节日——老族长带着毕业生由城东走到城西,由城南走到城北,在每个有故事的地方,都会逗留,向孩子们娓娓讲述祖先的嘉言懿行。老族长垂垂老矣,却仍坚持着那一年一度的“毕业旅行”。老族长老得走不动了,校长只好找来一顶多年不用的旧轿子,众人抬着老族长继续出发……老一代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对仪式的敬重,把一个族群、一座城的全部记忆,打进孩子们的生命底色。这种“根”的传承与教育,不是用语言说说就能做到的。

    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的物质条件虽然很差,但学校已经有模有样了。在我生活的小乡村中,学校是村里最好的建筑,没有之一。虽然是平房,那也是宽敞的红瓦房。学校在孩子们心中是最神圣的地方,那里有威严而值得敬重的师长,有严格却并不生硬的规则,大家心里都明白,自己到这来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规矩。在学校里,最庄严的规矩是每周一的升旗活动。清晨,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戴红领巾的,不戴红领巾的,全体立正,奏乐升国旗,然后国旗下训话。那时已然没有了先生当年的唱完国歌后的三鞠躬和校长训话完的再唱国歌两个环节。形式是固定的,场面是肃静的,规矩是最多的,要站得直,立得正,心怀敬畏,表情严肃,敬队礼或行注目礼,丝毫不得马虎。我们是跟老师一起做的,每一步都有板有眼,规矩就这样一点一点从模仿中学会了。在孩子的心中,国家的概念是模糊的,但就是在这一次次庄严的活动中,每个人心中都烙下了这样的印记:国旗就是国家的象征,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每个人都要努力戴上红领巾。爱国教育通过红领巾生根发芽,在活动中潜移默化。

    时代在变,教育形式在变,但根本不会变,“德”永远是教育之本。先生当年如此,今天亦如此!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千年前,范仲淹曾浩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读《先生当年》,发现先生们的共同特征是:遍览群书,勤奋好学;学识渊博,胸襟开阔;个性鲜明,卓而不群。他们既有着旧学根底,又能面朝新时代;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莫不是时代的榜样。作为师者,他们尊重学生的质疑与异思;作为学者,他们注重同行间的交流与碰撞;作为个体,他们或温文尔雅,或幽默诙谐,或霸道独断,或慷慨激昂,但都深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理,在波澜壮阔的民国文化中,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陈独秀写妙文院试高中,充满戏剧性,让他深切地看到中国科举制度的荒谬;吴组缃先生对学术的较真,令温儒敏受益,昭示大学的“尊严”;金岳霖与周礼全为学术而争得面红耳赤,下次上课却与往常一样,毫无芥蒂,体现教育者的胸襟;闻一多和李继侗相约“抗战不胜,誓不剃须”,将胡子与国家相连,展现民国名家们的个性与情怀;傅斯年和西克的“霸道”“独断”,成就了金克木与季羡林,让我们看到先生们的人格魅力与识人慧眼……他们每一个都足以辉映后世。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一个让学生信服或敬佩的老师,要么具有渊博的学识,让学生在仰望中追随;要么具有崇高的品格,让学生在感染中跟随。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与师生座谈时,做了《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的讲话,讲话中提到: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明确指出,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如今,“四有”成为老师们的成长标准和追求目标。以此衡量当年的“先生”们,竟发现他们已然做到了“四有”,超越了“四有”。

    也许我们永远成不了先生那样的人,但我们可以从先生们的风采中、从先生当年的教育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在自己平凡的教育岗位上,以“四有”为标准,沿着先生们的足迹,像先生们那样,为教育开创一片更好的风景!

    (责任编辑 倩)

    文章录入:教育学会    责任编辑: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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